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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25年1月】浅谈挑战行为返回

作者:蔡启然(督导主任)

 

处理挑战行为一直以来是智障人士服务的重要议题。笔者尝试参考外国文献来浅谈何谓挑战行为和介绍「正面行为支援」(Positive Behavioral Support)的由来及相关原则。

 

挑战行为对生活质素层面的影响:

智障人士出现严重的自伤行为,如用物件撞头会对其身体做成伤害(身体福祉层面),同时也会对他和其照顾者带来情绪上的压力,甚至伤害(情绪福祉层面)。另一边厢,自伤所做成的明显伤痕,如头破血流、满面疮疤等也会使外间巿民作出合理的误解,继而出现厌恶的情感、偏见和负面歧视,最后智障人士被社会排斥和欺压(社会融合层面)。

虽然香港甚少文献阐述有关智障人士挑战行为的数据,但笔者在严重智障人士中心及宿舍工作多年,严重智障人士出现上述的挑战行为实屡见不鲜,对他们身、心、社的发展、生活质素和週遭的环境及社群造成负面的影响,故有效处理挑战行为实在是刻不容缓。

 

甚么是「正面行为支援」?

过去在对挑战行为的零容忍下,行为处理多强调不悦及厌恶的后果以控制对象的行为(Bambara and Knoster 1998)。而「正面行为支援」是讲求正面、前瞻、教育、功能及合作的行为介入方法。

 

1) 强调生活质素和人本取向:

提高服务使用者生活质素是「正面行为支援」的首要目的,包括提升社会关系、个人满足感、自决、消闲生活及社区融合等(Carr et al 2002)。在生活质素得以提升下,智障人士在生活上得到强烈的满足感,其挑战行为也会相应地减少。

 

2) 强调环境及生活模式转变:

        「正面行为支援」是一种前瞻进取的手法。服务提供者不是被动地等候挑战行为的出现,反之透过有效的环境和系统转变促使正面行为的出现。按服务使用者的能力和需要,重新规划生活环境和周边系统的转变,使他们在有利和充满支援的环境下得到生活上的满足,并增加展示其正面行为的机会。

 

3) 强调行为功能分析和教授取代行为:

「正面行为支援」延续应用行为分析,强调任何挑战行为均有其功能,是传递着服务使用者的个人目的,如获取关注、获取需要、逃避等等。我们可以透过重建有利的环境,让服务使用者能更有效地展示正面行为;亦可教导他们正面取代技巧替代挑战行为,从而减少挑战行为被使用。

 

4) 强调减少使用厌恶、惩罚方法:

传统处理挑战行为的方针是採取零容忍的政策,并多採用较多限制环境去安置具挑战行为的服务使用者。这些厌恶式的手法虽然暂时减低挑战行为,但及后挑战行为的反弹程度及密度会更大(Gunter et al 1993)。因此,「正面行为支援」更强调减少惩罚,改为正面行为取代,达至服务使用者的个人目的和需要。

 

5) 强调持份者的积极参与:

与传统专家主导的介入手法不同,「正面行为支援」是用家主导的介入手法,强调有关持份者(包括服务使用者、家属、亲友、前缐职员等)与专业人士(如医生、教师、社工、护士等)一同设计、执行、监察和评估支援计划,并在过程中不断相互交换资讯,使计划在不同脉略和时空下达至最理想的效果(Carr et al 2002)。持份者协作可提供不同情景脉略的资料,亦能更掌握和执行介入方法,建立自然支援。

 

总结:

挑战行为的出现正好提醒我们智障人士的权利有否被剥削。「正面行为支援」的前瞻行为介入方法,提醒我们尊重个人和每一位持份者,放下过份强调专业等观点,让我们反思復康服务现时和将来行走的方向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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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及延伸阅读:

Carr, E.G.., Dunlap, G., Horner, R. H., Koegel, R. L., Sailor, W., Turnbull, A. P., Anderson, J. L., Albin, R. W., Koegel, L. K., & Fox, L., (2002),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: Evolution of an Applied Science, Journal of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, 4(1), P.4-16

 

Gunter, P. L., Denny, R. K., Jack, S. L., Shores, R. E., and Nelson, C. M., (1993), Aversive stimuli in acade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with serious emotional disturbance and their teachers, Behavioral Disorders, 13, P. 265-274

 

Kincaid, D., Knoster, T., Harrower, J. K., Shannon, P., and Bustamante, S., (2002),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, Journal of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, 4(2), P.109-1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