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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25年1月】淺談挑戰行為Back

作者:蔡啟然(督導主任)

 

處理挑戰行為一直以來是智障人士服務的重要議題。筆者嘗試參考外國文獻來淺談何謂挑戰行為和介紹「正面行為支援」(Positive Behavioral Support)的由來及相關原則。

 

挑戰行為對生活質素層面的影響:

智障人士出現嚴重的自傷行為,如用物件撞頭會對其身體做成傷害(身體福祉層面),同時也會對他和其照顧者帶來情緒上的壓力,甚至傷害(情緒福祉層面)。另一邊廂,自傷所做成的明顯傷痕,如頭破血流、滿面瘡疤等也會使外間巿民作出合理的誤解,繼而出現厭惡的情感、偏見和負面歧視,最後智障人士被社會排斥和欺壓(社會融合層面)。

雖然香港甚少文獻闡述有關智障人士挑戰行為的數據,但筆者在嚴重智障人士中心及宿舍工作多年,嚴重智障人士出現上述的挑戰行為實屢見不鮮,對他們身、心、社的發展、生活質素和週遭的環境及社群造成負面的影響,故有效處理挑戰行為實在是刻不容緩。

 

甚麼是「正面行為支援」?

過去在對挑戰行為的零容忍下,行為處理多強調不悅及厭惡的後果以控制對象的行為(Bambara and Knoster 1998)。而「正面行為支援」是講求正面、前瞻、教育、功能及合作的行為介入方法。

 

1) 強調生活質素和人本取向:

提高服務使用者生活質素是「正面行為支援」的首要目的,包括提升社會關係、個人滿足感、自決、消閒生活及社區融合等(Carr et al 2002)。在生活質素得以提升下,智障人士在生活上得到強烈的滿足感,其挑戰行為也會相應地減少。

 

2) 強調環境及生活模式轉變:

        「正面行為支援」是一種前瞻進取的手法。服務提供者不是被動地等候挑戰行為的出現,反之透過有效的環境和系統轉變促使正面行為的出現。按服務使用者的能力和需要,重新規劃生活環境和周邊系統的轉變,使他們在有利和充滿支援的環境下得到生活上的滿足,並增加展示其正面行為的機會。

 

3) 強調行為功能分析和教授取代行為:

「正面行為支援」延續應用行為分析,強調任何挑戰行為均有其功能,是傳遞着服務使用者的個人目的,如獲取關注、獲取需要、逃避等等。我們可以透過重建有利的環境,讓服務使用者能更有效地展示正面行為;亦可教導他們正面取代技巧替代挑戰行為,從而減少挑戰行為被使用。

 

4) 強調減少使用厭惡、懲罰方法:

傳統處理挑戰行為的方針是採取零容忍的政策,並多採用較多限制環境去安置具挑戰行為的服務使用者。這些厭惡式的手法雖然暫時減低挑戰行為,但及後挑戰行為的反彈程度及密度會更大(Gunter et al 1993)。因此,「正面行為支援」更強調減少懲罰,改為正面行為取代,達至服務使用者的個人目的和需要。

 

5) 強調持份者的積極參與:

與傳統專家主導的介入手法不同,「正面行為支援」是用家主導的介入手法,強調有關持份者(包括服務使用者、家屬、親友、前線職員等)與專業人士(如醫生、教師、社工、護士等)一同設計、執行、監察和評估支援計劃,並在過程中不斷相互交換資訊,使計劃在不同脈略和時空下達至最理想的效果(Carr et al 2002)。持份者協作可提供不同情景脈略的資料,亦能更掌握和執行介入方法,建立自然支援。

 

總結:

挑戰行為的出現正好提醒我們智障人士的權利有否被剝削。「正面行為支援」的前瞻行為介入方法,提醒我們尊重個人和每一位持份者,放下過份強調專業等觀點,讓我們反思復康服務現時和將來行走的方向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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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及延伸閱讀:

Carr, E.G.., Dunlap, G., Horner, R. H., Koegel, R. L., Sailor, W., Turnbull, A. P., Anderson, J. L., Albin, R. W., Koegel, L. K., & Fox, L., (2002),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: Evolution of an Applied Science, Journal of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, 4(1), P.4-16

 

Gunter, P. L., Denny, R. K., Jack, S. L., Shores, R. E., and Nelson, C. M., (1993), Aversive stimuli in acade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with serious emotional disturbance and their teachers, Behavioral Disorders, 13, P. 265-274

 

Kincaid, D., Knoster, T., Harrower, J. K., Shannon, P., and Bustamante, S., (2002),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, Journal of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, 4(2), P.109-117